《反省新加尔文主义中的“文化使命”》 文/温大卫 译/路加 本文摘自《加尔文传》（增订本）附录，作者温大卫为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博士 直到今日，在改革宗传统中，暂时与永恒、自然与恩典、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热 点议题。不但如此，人们如何定义这些关系会影响其对所谓的“文化使命”的看法。而“文化使命”是大多数加 尔文主义者以显明或隐含的方式接受的概念。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都坚定地相信上帝的预定和护理，认为 受造界和历史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处于上帝主权的统治之下，就如保罗所说的：“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 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11：36）。但是，当谈到上帝对万物的治理的特质，以及 受造界的末世性状态的特质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重大的分歧，在那些与地上教会的使命与特质相关的方 面尤其如此。上帝在地上的国度的确切的性质和特征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该如何理解教会和文化的关系， 以及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教会最终极的目标是拯救文化，还是拯救灵魂？受造界是不是处在一个“不 断更新”为新创造的过程中？还是说，有一天受造界会被突然彻底的重新创造，成为新的受造界？所谓的“文 化使命”是否可以被算作是基督交付教会的有效力的使命？简言之，是否真的如一些加尔文主义者所说的那 样，福音的大使命（太28：18-20）被赐下来，就是为要来成全所谓的“文化使命”（创1：28）？ 当我们更加仔细地来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问题是从人们对上帝的国的 认识中衍生出来的。从而这些问题是和一个人的末世论的观点连在一起的。一个人越是从创造和“文化使 命”的角度来定义上帝的国，那么，在基督里的救赎就越会被看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然后上帝的国就越 会被主要看为是对目前世界的一个“更新和变化”。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认为，上帝的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 种临在于目前暂时的世界中的一种属灵的现实的话，那么，上帝的国在外在形式上的实现就是一个需要等 候的未来事件。到时候现有的世界就会被新天新地所取代。在后面一种观点中，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在地上 的可见的彰显，教会的首要使命就是拯救灵魂。上帝的国只是以属灵的方式临在于这个世界中，但是，外 在上来说仍然没有成就，中间有一个“已然和未然”的末世论意义上的张力。 没有哪一个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会否认上帝创造的万物是良善的这一教义的重要性，也不会否认教会有一 种内在的责任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照管被造界。即便在这个已经堕落的自然中，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都会 喜乐地接受其职业性的呼召，来尽量行使其修理看守、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责任。但是，当他们这样做 的时候，是为了成全基督所说的传福音的大使命，而不是在执行“文化使命”。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关于基督 徒是否要为了上帝的荣耀来忠实地履行上帝管理地球的代理人的职责的问题。这个争论的核心是关乎基督 救赎工作的性质和目的的。新加尔文主义者认为，基督救赎的状态和亚当在犯罪前之世界的区别，只在“方 向上”有区别，而非“本质上”有区别。如果救赎的目标只是为了使这个世界向一个新的方向上发生“更新与改 变”，而不是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的话，那么，文化使命就必然会成为福音要达成的末世性目标。如果是这样 的话，福音使命不过就是服务于文化使命而已。但是，这很难说是圣经的教训。这是一个尖锐的末世论的 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可能会把加尔文主义分化为两个不同的阵营：“新”加尔文主义和“旧”加尔文主 义。 “新加尔文主义”这个名称，经常和那些接受了对加尔文主义的新解释的人相关。而这个新解释尤其是和一位 著名的荷兰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1837-1920）密切相关的。凯波尔的著名之处 是，他首先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基督教世界观，以此来对抗文化领域的世俗主义。当时的教会在面对这个 挑战的时候，似乎应对乏力。他的思想系统最为简要明晰地总结在他的著名的“斯通讲座”（Stone Lectures, 1898）中。此讲座是他于1848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所发表的。新加尔文主义的另外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人 物是一位名叫杜伊维尔（Herman Dooyeweerd,1894-1977）的基督教哲学家。此人进一步发展了凯波尔的 有关“主权领域”的学说。其主要观点和历史背景可以由以下一段话来表达： “主权领域理论是针对教权主义（Ecclesiasticism）和世俗主义（尤其是以国家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世俗主 义）的世界观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形式的教皇专制主义（a form of Papal Monarchy）认为，上帝是借着教会来统治世界的。教权主义在艺术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艺术创作的主 要赞助者，教会会影响艺术的主题。同样的，中世纪的政治很多也表现为，政治领袖按照教会的指导来施 政。在经济和农业的领域中，教会也进行监督。在家庭的领域中，教会会管理生育、性别的角色地位、性 上的不忠等等事物。在教育的领域中，很多大学都是根据宗教性的命令而设立的。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伴 随着富裕的商人阶层的出现，兴起了一种世俗的世界观。有一些商人替代教会成为了艺术创作的赞助者。 基督新教则让民事政府、艺术、家庭、教育和经济领域都正式脱离了教会的控制。虽然基督新教仍然维持 着一种区别于教权主义的综合性、整体性的世界观，但是，后来的世俗主义的启蒙运动则在寻求把宗教从 社会生活中完全赶逐出去。”（维基百科） 一方面，新加尔文主义者想把人类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从教会的强大权力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他们又想 保护教会免受无神论的世俗主义的攻击和影响，从而让上帝在万事上得荣耀。凯波尔最广受引用的一句名 言是，“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地方基督这位宇宙的主宰不能说：‘这是我的。’”没有人否认凯波 尔动机的高尚和可敬。他想让基督徒们明白，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其中的各个层面，都是处于基督主 权之下的。他们的整个生活既不能被教会独裁的权力所左右，也不能被世俗主义中的自主的理性所统治。 尽管有这些良善的动机，但是，在这个理论中确实有一些神学上和实践上的内容是我们难以认同的。我们 必须要说明，在针对世俗主义的护教行动中，所有的加尔文主义者和新加尔文主义者们都是完全一致的。 不用说，加尔文主义者都是不会同意世俗主义中的无神论或者自然神论的世界观的。但是，新加尔文主义 者针对教会的专权对经典加尔文主义的重构，却不像起初看起来的那样简单。这会导致一个神学上的重 构。因为这会影响到有关教会和上帝的国的教义，并且会导致重新定义这两者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凯波 尔思想中的“主权领域”理论教导说，整个的被造界都是上帝的国，而有形教会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领域”。 而且教会也不拥有什么特别的权柄来定义或者决定其他的领域，比如家庭、政府、艺术、教育、经济等 等。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教会和上帝的国的教义，虽然会有效的解除教权主义（Ecclesiasticism）对于教会权 柄的过度使用和滥用的问题，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危险，就是在这些所谓的“领域”的划分中模糊了恩典和律法 的区分。如果有形的教会只是被定义为被造界中的一个“领域”，而且和其他的领域相比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 别的话，那就会导致在可见的受造界中，非常难以区分恩典和律法的领域，甚至是不可能做出这个区分。 进一步来说，从逻辑上做出的推论就是，有形教会的使命就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来完成“文化使命”，来转 化周围的受造界，就像上帝在堕落之前的状态中所赐下的创世记1章28节的使命一样。这样一来，教会的首 要使命不再是拯救灵魂，而是要力图去拯救整个受造界。 在经典的加尔文主义中，有形教会和由基督之死和复活所带入的上帝的国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对等 的，但是基本上是重合的。如果律法和福音的区分只是属灵的和不可见的，在所谓的受造界的诸“领域”中是 无法分辨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圣经基础来定义说，唯独地上可见的教会拥有进入不可见的上帝的国 的“钥匙”。如果教会从来没有被赐予过这样的进入上帝国的“钥匙”的话，也许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这样一 种“主权领域”的理论，以及支持教会首要的使命就是“文化使命”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上帝的国就不再 是由任何一个被造界中的特别的“领域”来代表，而是被整个的受造界来表彰了。我们与之不能认同的地方就 在这里。经典的加尔文主义（旧加尔文主义）相信，可见的教会是上帝属灵的国度，以一种末世论的“已然 和未然”的张力在地上的可见的彰显。目前受造界的存在状态是暂时性的，而且仍然处于罪的影响之下，直 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突然灾难性的结束，然后转变为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和以前的被造界， 在本质上和外在形式上会完全不同。 当然要承认，把“建制的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和上帝属灵的国度完全等同起来也是不恰当的。现代版 的“两国论”正是因为暗示这一点而受到了批评和指责。新加尔文主义对这种现代版的“两国论”是持批评态度 的，因为这种理论把律法和福音的区分扩大为一种“教会反对文化”（church against culture）的两分法。这种 现代版的“两国论”被认为是暗示说，由福音统治的上帝的国等同于建制的教会，而由律法所统治的国度就等 同于教会外的世界。上帝对两个国度都施行统治，但是统治的原则迥然不同：一个是律法的原则，一个是 福音的原则。教会和文化也没有任何相通之处。按照这种理论，这“两个国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混淆， 就像福音和律法不能被混淆一样。这种现代版的“两国论”似乎也走向了一个极端，就是天真地把建制的教会 等同于上帝的国，从而导致一种教会和文化之间的外在的对立关系。可见的教会是那些借着信心与基督联 合的人体验上帝的国度的地方，但是上帝的国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被约化为教会的建制（the institution of the Church）。上帝的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因此不能被完全等同于暂时的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实体，无论 是建制的教会，还是教会这个“领域”。 在经典的加尔文主义中，律法是一个永恒的概念，而不只是福音的对立面。就称义的方面来说，律法和福 音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在末世论中，律法正是称义的目的，也就是对上帝的永远的顺服和与上帝永恒的 团契。在这一方面，新加尔文主义者经常用的模式，也就是“律法在恩典中”，确实切中要害。在这个堕落、 暂时的世界中，律法和福音的区分是称义教义的根基，因此必须被保持。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律法在恩 典中”的原则又是一个末世论的原则。这个原则在基督里把称义和成圣联合在了一起。这个原则不能直接和 外在的应用于改变文化上，因为这样做会牺牲称义的教义和福音的特质。但是，从与基督联合的角度来 看，基督成全了工作之约，使得恩典之约成为可能，因此律法和恩典一起来启示出上帝属性的两个方面。 这时候两者又